上週五晚上等電梯回家時，和一對白人夫妻閒聊。美國人很會聊天，超市結帳能聊、餐廳候位能聊、買咖啡能聊、等電梯當然也能聊。
先生突然問我是哪裡人。
「台灣人。」
「噢，我也是台灣人！」太太興奮地說。
來紐約十幾年我已經很能掌握老美的幽默感，尤其週末喝醉了的老美。
「完全看得出來！」我跟著一起說笑。
「真的？你看得出來？我是半個台灣人！」太太眼睛一亮。
我遲疑了。他看起來不像在開玩笑。
「我上星期還在台北！」
「蛤？」現在是什麼狀況？
電梯到達他們的樓層。
「來，你跟我們來。」
我就這樣跟著自稱台灣人的白人出電梯。
他進家門，拿了一盒大餅給我。
「你知道這個吧？上禮拜我表妹結婚，我帶了好多回來，你拿一盒回去吧。」
「你...你真的是台灣人？」我仍舊一臉不可置信。
「真的啊，我媽媽是台灣來的。」
「你媽媽是台北人？」
「不是，他來自一個很小的地方。七堵，你聽過嗎？」
「基隆那個七堵？」
「對耶！你竟然知道！」
「那你會說中文嗎？」這句我直接切換成中文頻道。
「會啊，但現在很多都忘記怎麼說了。」他用帶著一點腔調，但是超流利的中文回答。
我幾乎要哭出來了。這個節骨眼，也顧不得那些曾經讀過或聽過的，駭人聽聞的社會新聞。會把家裡的喜餅分給初次見面的鄰居吃，而且預期對方會收下，一定有流著台灣人的血液啊！
在這個住著八百萬人，但你可能永遠都不知道隔壁鄰居叫什麼名字的城市，原本互不相識的兩個人突然有了某種默契和連結。
「你不是叫我們不要跟陌生人講話？你還跟他回家？」尼歐質問。
「而且你明明跟我們說不能吃陌生人的東西。這個該不會有下毒吧？」叉燒補充。
對，我就是個說一套做一套的媽媽。小孩拒吃，沒關係，我自己嗑。一天內，分兩次就吃完了。還活著。
回頭仔細想想，在紐約遇到台灣人，根本沒什麼好大驚小怪。也許是他的臉和流利中文產生的衝突感，也許是他那麼認真地記得媽媽的故鄉小鎮，也許是他對於自己的身份認同。（很多美國長大的台裔，是不會自稱「台灣人」的，他們只會說父母來自台灣。）
也許我只是把自己投射到他的台灣母親身上。我們都選擇了離開熟悉的環境，砍掉重練，在陌生的城市重新找尋自己的定位，建立交友圈，走入婚姻，養育孩子，面對文化衝擊，遭遇各種挫折。終於變得更堅強，終於習慣吃沙拉，但進家門依然必須脫鞋。
有機會的話，我也想問問，這麼多年過去，他現在還會不會和我一樣想家，想念那個名叫七堵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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